一年來關于農地流轉的信號不斷被釋放出來，引發市場動作頻頻。贏家江恩據報道農業部的數據顯示，截止到去年11月底，農民承包土地的經營權流轉面積達到26%，全國農村承包50畝土地以上的大戶達到287萬家，家庭農場平均面積達到200萬畝左右。

    “全國農地流轉面積已達四分之一”并不令人意外，因為法律很早就承認了農地的承包權和經營權可以分離，允許承包者將農地轉讓。不過承包土地的轉包、出租也引起了兩方面的擔憂，一個是所謂“資本炒農地”，另一個是影響到耕地面積。事實上多年來對于“資本下鄉”的恐懼一直存在。但國家并未禁止“資本下鄉”，中央只是“不提倡、不鼓勵工商資本長時間、大面積租種農民的土地”而已。數據顯示截止到2012年底在2.7億畝承包經營耕地的流轉面積中，流入工商企業的僅為2800萬畝，占比為10.3%，規模并不大。城市工商企業的資本流入農村不過反映資本的逐利天性，同時也解決了農業發展的資金短缺問題，可帶來更好的技術和管理并拓展農產品(000061,股吧)流通渠道，實現更高效的資源配置。據報道農村出現了一些中介組織，它們把農民耕地經營權先集中起來再轉讓給企業，或者企業搶先下鄉集中土地等待升值后轉手，這都是農村土地市場發育和擴張過程中的正常現象，所謂的“倒賣囤地”不過代表了市場分工的更趨精細化，沒有必要視為洪水猛獸。

    媒體和政府不能替農民做判斷，認為資本下鄉就會害民。農民不一定就不了解政府政策、欠缺商業頭腦。在產權清晰和交易公平情況下，部分農地流轉差價為中介組織賺走也是博弈的正常結果。政府需要做的不是警惕這些交易本身，而是通過農地確權、司法保障等方式切實保護農民的合法權益，減少那些資本與鄉鎮政府、干部勾結，以強迫、欺詐等方式從農民手中圈地的現象，在發生違約等糾紛時確保平等對待農民和企業。政府還應鼓勵農民組建自發的合作組織，增強和企業的談判能力，同時建立完善的農地價格評估機制。

　也有報道顯示大量的耕地被集中起來種植經濟作物而非糧食，或者企業把集中起來的農地轉入其他用途，比如做商業、房地產開發等。這是土地轉入收益更高的用途，但必然會和耕地保護目標產生巨大矛盾。這是個更復雜的問題，需要對種糧采取一定的補償機制，并推動農村廢棄建設用地的整理復墾等工作。

　“農地流轉”并非一個單一的概念。根據十八屆三中全會的精神，當前的首要任務是推動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出讓、租賃、入股，與國有土地同等入市、同權同價，而這往往與耕地的流轉混為一談，可能造成市場對后者的盲目樂觀。因此政府需要明確政策，就農地流轉改革給出一定的時間表，在鼓勵正常資本下鄉的同時減少非理性的炒作，以免給農村遺留下各種社會問題。